那一年我16岁。雨下得很大。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浑身湿透，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地板上积成一滩。走廊的灯光惨白，刺得人眼睛发疼。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混合着雨水的腥气，令人作呕。姐姐坐在长椅上，低着头，手指紧紧绞在一起，指节泛白。她的肩膀微微颤抖，但没发出一点声音。“姐……”我喊了她一声，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她没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医生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了。他那表情太明显了——那种带着歉意的、职业化的平静。他说了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我只听清了一句。“很遗憾，抢救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