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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夸父逐日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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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太阳并不照耀他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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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朦胧诗潮乍起时,考虑到朦胧诗人对“太阳”意象广泛地、激烈地反抗,在社会权力立场上维护唯一领袖的顾城,既不想被时代抛下,又不想离开精神舒适区,便有意将“太阳”意象隐藏了起来,这可谓是一种临时性的技术策略。

1979年顾城创作了《一代人》。当时学界对《一代人》的态度,可以作为判断顾城社会立场和写作动机的一个有力证据。虽然这首短诗后来被视为朦胧诗代表作,但当时的新老诗人和批评家都心知肚明“黑暗”“光明”意味着什么,所以最先为它叫好的是变革领军诗人如艾青、方冰、周良沛等。相反,当时朦胧诗的创作者和支持者,则有意地忽略《一代人》。可以说,《一代人》其实是顾城对“红太阳”的一次捍卫。

1980年,顾城在《夏末》一诗中,用找不到太阳而“垂手呆立”的向日葵,嘲讽了使用“太阳”与“向日葵”意象的芒克、田晓青、根子、江河、梅绍静等朦胧诗人。

1981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问世,顾城在一首600字长诗中描绘了几十种清纯简单的意象,也给出了像烛火、地上的窗子一类孱弱或者虚幻的光源,唯独不画太阳。在举世皆敌的诗作环境中,他收藏起了自己珍惜的太阳,只留下一个冰凉失序的世界,再愤怒地将其打碎。

在朦胧诗派中挣扎三年后,顾城终于找到了安置心灵的渠道:童话诗。他又可以安全地书写太阳了,太阳又可以和光明、理想、生机联系在一起了,毕竟谁会跟纯洁懵懂的小孩子计较政治正确呢?这一行为也骗倒了后世不少研究者。真相是:童话诗一方面帮顾城追回逝去的时光,让顾城回溯到使他感到轻盈无害的青少年时期,另一方面又帮之前几乎无立锥之地的顾城赢回创作空间及一大笔基于乡村田园的意象财产。后来顾城逃离现代化中国的举动,也可视为其对自己意象资本的维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顾城并非外界通常以为的纯洁剔透、不谙世事,而是具有自私者天然的,对风向的敏感。这种不愿成长又不愿斗争的狡猾的怯懦,与他后期向更弱者(家禽、妻子)施暴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人格逻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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